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山西新绛的“非遗年味”******
(新春走基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山西新绛的“非遗年味”
中新网运城1月15日电 题：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山西新绛的“非遗年味”
作者 杨佩佩
木版年画、澄泥砚、面塑、剪纸、宫灯……临近春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非遗年味”渐浓。当地手艺人或印、或刻、或捏、或剪、或雕，一件件作品跃然指尖，民众感受着过年的乐趣。
连日来，山西绛州木版年画传承人吴百锁异常繁忙，春节订单不断，他每天从清晨开始印制年画直到深夜。“虽然忙碌，但这浓浓的年味让我乐在其中。年画最能体现年味，今年的订单除门神、‘福’字外，福兔年画也很受民众喜爱。”
福兔年画。 刘鹏 摄用棕刷饱蘸墨汁，均匀刷往雕刻好的木版，再将一张红纸轻轻覆在其上，然后用趟子从中心部位向四周趟平，自红纸一角轻轻提起，一只兔子跃然纸上。吴百锁介绍，作品中的主要元素是新春生肖“兔”，还加入白菜、钱币、元宝等元素，以此传递新春祝福。
“每天能制作300余幅年画，家里人帮忙包装、邮寄等，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增添年味。”吴百锁说，赶制订单之余，他还要忙着参加多场春节活动，现场为民众制作木版年画，展示这一非遗技艺。
山西绛州木版年画传承人吴百锁制作木版年画。 刘鹏 摄同样忙碌的支藕叶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绛面塑传承人。记者在支藕叶的家中看到，她拿出一块提前做好的面团，经过指尖的捏、搓、揉、压、划等，顷刻之间，一只栩栩如生的兔子便制作完成。
面塑是流行于黄河流域的中国民间传统艺术之一。据记载，自宋代起，新绛县就有制作面塑的传统。每逢传统佳节，这里家家户户都会依照当地习俗，用上等小麦磨成面粉，制作面塑。
经过指尖的捏、搓、揉、压、划等，顷刻之间，一只栩栩如生的兔子便制作完成。 武俊杰 摄现年70岁的支藕叶从小便跟着家人学习面塑技艺，至今已有50余年。其间，她经过不断学习，在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题材更加多样化。为迎接兔年春节的到来，支藕叶创作《兔年吉祥送百财》。
“兔子、鱼、白菜等元素都有很好的寓意，通过面塑作品为民众送上祝福，迎接新春。”支藕叶说，临近春节，当地的面塑手艺人都很忙碌，其中有很多是自己的徒弟，让她很是欣慰。
为迎接兔年春节的到来，支藕叶创作《兔年吉祥送百财》。 武俊杰 摄进入腊月以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宫灯制作技艺传承人冯怀林同样订单不断。在他看来，宫灯是每一个新春的等待与绽放，是历史留给现代民众的一种财富。
宫灯又称宫廷花灯，始于东汉、盛于隋唐，主要是以细木为骨架，镶以绢纱和玻璃，绘以各种寓意美好的图案。绛州宫灯在此基础上，融入剪纸、青花瓷等传统艺术元素，以适应当代人审美需求。
一把钝刀将飞禽走兽雕刻得栩栩如生，一支秃笔把传统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 武俊杰 摄在冯怀林的家中，屋内院外随处可见挂着的宫灯，一把钝刀将飞禽走兽雕刻得栩栩如生，一支秃笔把传统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冯怀林介绍，宫灯制作包括选材、设计、推平抛光、镂空、打磨等20余道工序。
20余年来，冯怀林在传承清代宫廷技艺的同时，掌握绘画、书法等多种技艺，并进行融合创新。他的宫灯用料考究，工艺精湛，因此慕名者众多。“春节前后最是忙碌，有很多来自山西、陕西、北京、浙江等地的订单。”冯怀林说，希望宫灯能够“点亮”新的一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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