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加速释放数据要素红利******

　　智慧城市是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其核心目标在于实现兴业、善政、利民。近年来，随着大数据、AI、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日趋成熟，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形成了多个智慧城市群。

　　政府牵头

　　做好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政策扶持对于智慧城市建设推进的意义重大，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以数字化助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推进5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

　　2021年9月，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行。该中心推进政务服务与5G、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创新，配备了50多台智能政务终端设备，通过“云窗口”系统建设，以位于六里桥的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为审批总后台，打造“数据共享、信息复用、远程交互”三位一体的新模式，实现群众和企业从办事预约申报、咨询导服、受理审批，到结果反馈等服务全流程的“智能无感”新体验。

　　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数字技术正广泛应用到现有政务服务场景中，办事人通过智能终端或综合窗口可完成1993个市级事项全流程异地办理，形成了“东西呼应、双子联动”的服务新格局，具有首都特色、智能高效、暖心贴心的政务服务新模式正在赋能北京城市副中心，使得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经济发展再添“翼”。

　　浙江省衢州市将“城市数据大脑”作为未来衢州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主抓手，通过科学利用城市数据资源、算法资源、算力资源，统筹优化城市公共资源，实时补齐城市运行短板，实现“全城渗透、全层嵌入、全产业感知、全域脉动”，持续驱动数据产业创新、数据治理赋能、数据服务优化，为推动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衢州市副市长田俊表示：“通过‘城市大脑’的建设，给基层治理赋能，贯通了省市县‘一网通管’，在市场监管、应急响应、生态环保、群众文化生活建设领域实现了系统性打通。通过数字化消除传统体制障碍，形成合力，职能的下沉使基层治理达到‘最优解’。”

　　企业参与

　　智慧城市项目“遍地开花”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如何进行安全、高效的数据交易是激活数字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课题。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业互联网与物联网研究所所长金键指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心在于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作用和价值，将处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系统间的海量异构数据融合与共享。

　　作为数据和数字经济大省，广东省正在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数据交易模式。目前，广东省重点打造新型数据交易所，为市场提供安全可控的流通交易平台。

　　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广东省各类中小企业、创新型初创企业、服务创新企业积极将自身的数据、服务、资产，以及算力资源等产品投入市场交易。数据交易所采用“一所、多基地、多平台”架构运营，引入央企控股及省区市龙头国企优势资源共同建设，将围绕数据交易服务、数据资产管理及增值、数据应用服务、金融衍生工具、数据企业孵化等业务打造多平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释放数据红利。

　　随着政府关于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不断出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的高科技企业纷纷响应政府号召，投身智慧城市建设新赛道。与此同时，传统企业也在积极探索“智慧转型”之路，为市场注入新活力。

　　浙江省宁波市正推动数字经济赋能传统城市管理改革。北仑区作为宁波市的“老港区”，城市环境卫生治理工作负担较重。北仑区通过引入具有数字化平台开发能力的国内大型环卫企业——中环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优化体制机制整体布局，完成了传统环卫部门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平台数据接入政府数字管理平台，实现了“政企联动”“一网统管”模式，让“数字城市”发展具备更多潜力，让创新的城市管理与智慧城市发展有了更多的“适配性”，这样的运营模式为城市带来了新活力。

　　探索未来

　　智慧城市发展前景广阔

　　根据IDC《全球智慧城市支出指南》，2021年中国智慧城市的IT总体投资达259亿美元，年增长率15%。近年来，各地逐步加大智慧城市建设的投入力度，智慧城市发展前景广阔。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指出，要探索如何将城市治理和数字经济有效结合起来，提升城市管理整体水平，以及探索数字经济赋能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让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的提升。

　　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贺可嘉认为，下一步，智慧城市建设应该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深度融合。从政府角度看，政府可能将逐渐主导在物理空间推动城市的智慧化工作，在元宇宙空间推动孪生智慧城市的建设工作，完成线上线下双城市的发展实践。线下智慧空间建设将打破环保、能源与机械智能化等传统科学壁垒，全方位改善城市生活环境。线上孪生城市的智慧空间将打破时间与空间束缚，让居民分享到更具层次的互动体验。

　　在金键看来，智慧城市建设应以促进数据要素流动为核心，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典型应用打造三个方面形成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多元投资和协同联动模式。充分发挥科技巨头的技术创新能力，联合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帮助传统企业和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根据中国智慧城市工作委员会数据，2022年，我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将达到25万亿元。随着智慧城市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实现“智能化”，从而让更多的人都能感知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享受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经济参考报记者 孙广见 杨柳 郝菁）

关于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几点思考******

　　作者：朱浒（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历史学是对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基础学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历史和历史科学，作出了系列重要论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殷切希望。这些重要讲话和指示要求，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未来的发展目标。

　　中国的历史编纂和研究历经数千年从未间断，形成了自身的独特传统，有力赓续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传承。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在西方学术体系的冲击下，中国史学走上了曲折的转型之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研究成为中国学界独立探索历史学知识体系的中流砥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更为完整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深入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在为新中国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凝聚奋进力量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深入探讨了中国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落伍的原因、中国自近代以来追赶现代化的历程等问题，揭示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可能性和必要性。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这些研究，对于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自20世纪末开始，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一定程度上出现弱化。这一方面是由于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未能彻底克服教条化倾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兴史学流派的传入。这些新兴史学流派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创新了史学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不过有些所谓新兴史学研究，其关注点多集中于语言游戏和观点翻新，导致以挑战和解构主旋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此外，日趋析分的学科建制，导致历史学体系分化比较严重，碎片化态势亦呈加剧之势。学科体系的规范化固然对很多学科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不过也需要提防由此造成的学科壁垒问题。就当前历史学学科建制而言，中国史内部古代史与近现代史各守一块阵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等也都越来越强化自身范围；至于世界史和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后更倾向于自成一体。如此分化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使得历史学内部出现了值得关注的鸿沟。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历史学的研究领域被窄化、致用功能被削弱。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民族学等社会科学之下，都设有开展各自专史研究的二级学科，对于各自一级学科都具有极强的理论支撑作用。要开展这类专史研究，必然需要扎实的史学功底。可是，现行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很难对这些专史领域给予一个恰当的位置，而各社会科学的专史从业者又往往缺乏史学基本功训练，从而使这些专史研究容易出现重复劳动而水平提升有限的状态。一方面，国家和社会急需这些专史研究推出高水平成果作为智力支持；另一方面，现行历史学体系和社会科学体系都很难独立产出相应的高质量成果、培养出相关优秀人才。

　　要解决以上问题，就必须推进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这既是中国历史学实现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反思和批判西方知识体系文化霸权的组成部分。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该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大体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注重经世致用，充分体现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实效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和政治导向。中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和独特的国情，必须坚持中国的主体地位，避免流为西方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的分支和跟班。历史研究也不是象牙塔里的不问世事之学，而是有强烈致用意识和功能的学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革命家的诸多经典著作中，一再展示了历史研究是认识、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手段。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性，深刻认识当代中国对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离开历史研究是根本不可能得到深切阐明的。

　　第二，弘扬传统，夯实基础，充分体现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继承性、民族性。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大优良传统。海外史学体系的认识论前提深深浸透了西方中心论，并非历史学研究的必然模式。事实上，我国本土深厚的史学传统对史学研究的深入和史学人才的培养具有独到的价值。老一辈史学家坚持以“四把钥匙”即职官、地理、目录、年代，作为史学研究入门的门径，至今仍是不易之理。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社会形态论的认知理路，是破除碎片化研究的有力武器。这种培育厚重基础和宽阔理论视野的思路，无论对中国史还是世界史、考古学，都有助于分辨学科基本功和专业方向的差别，打好研究基础。

　　第三，放宽视界，与时俱进，充分体现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创性、时代性。历史学虽然处理的是已经消逝的过去，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都承认“让历史告诉未来”所包含的合理性。历史学是一个需要不断创新、走向社会的专业。特别是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亟须提炼出具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新见解，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经验。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因此，如何深入认识和总结我国从历史到现实的发展道路，如何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角度出发，来领会和把握这场伟大变革的深远意义，都是当今历史学不可回避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从实践出发，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中国问题，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自觉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第四，立足本位，博约专精，充分体现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性、专业性。唯有“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才能“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当前，随着新文科建设的全面开展，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兴起，也成为历史学必须面对的潮流。如何为这些新兴领域开辟必要的发展空间，是历史学能否体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面，只有具备创新能力的历史学，才能与其他许多学科开展深入且广泛的合作研究。诸如边疆史、民族史、宗教史、中外交流史和国际关系史等领域，都是富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领域，也迫切需要展开学科交叉研究。甚至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不能缺少对自然科学史的深入把握。可以肯定，这一方面有助于大力提升历史学的学科价值，另一方面也对历史学的专业性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总之，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我们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06版）